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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社会没有共识”很可怕吗?  

2011-11-13 16:20:00|  分类: 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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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亦鸣 2011-6-19 20:35:35 发表于:博客中国



最近,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接受南都评论记者采访时说:“从长远来说,中国发展需要做什么,没有共识;从短期来讲,经济政策要做什么,没有共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主流社会意识。没有共识。我们就处于现在这样一种可怕的状态”。(《南方都市报》 2011-6-19-AIII17-18版)

中国发展需要做什么?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什么?需要什么主流社会意识?

这三件事情“没有共识”的意思是:各有各的理论,各有个主张,思想不统一,认识不统一。按照中国式的语言,这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按照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这叫做各有各的“偏好”,这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很可怕”?

就经济学而言,个人价值尚不统一,对于未来发展方向和具体经济政策有不同看法怎么就算“可怕”?一个民主的社会,个人或者个人的代表如议会,每天争的就是这些,为什么要统一,为什么不继续争下去?中国的知识分子说民主说了近100年(当然是从五四算起),说到如今,说出“没有共识很可怕”来,实在是令人唏嘘。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认识不统一”;民主变成一种制度,关键就在于这种制度要保护认识不统一,它可以阻止任何人用“共识”来消灭各种不同的思想。所以一个合理的社会唯一可以接受的共识就是“允许没有共识”。

中国人很不习惯“没有共识”。一有人上街游行,就以为这个社会糟糕了,有人用暴力反社会,就以为这个社会出问题了。中国人一直认为人人都热爱的社会才是好社会,人人都同意的观点才是好观点,人人都叫好的领导才是好领导,人人都统一的思想才是好思想。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争论是常态,有人不满要骂人是常态,有人要走极端,跳楼游行对抗都是常态。至于思想不同意,认识不一致,对经济政策没有共识,这更是常态。一个思想统一、没有争论、见不到不满发泄的社会才是可怕的社会。

蔡洪滨教授说错了。

进一步的问题是,蔡洪滨教授认为,社会流动性非常重要,我们这个社会至少应该在社会流动性问题上达成共识。

那么什么叫做“社会流动性”呢?蔡洪滨教授说的社会流动性指的是个人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要让穷人有机会成为富人,让富人成为穷人;做官的不要“世代为官”,让穷小子也有机会做高管。

这非常有趣,市场经济原本就是一个穷人有机会成为富人,富人随时可能变成穷人的制度。经济学家蔡教授不说市场经济,而说社会流动性,主要指的还是“世代为官”的问题。

中国人建立这种“社会流动性”的制度,至少有1000年的历史了。中国人看重这种 社会流动性远远高于西方人。施瓦辛格做加州州长,看起来社会流动性高,但施瓦辛格其实是肯尼迪家族的女婿,还是“官二代”。我们对西方延绵千年或数百年的 谱系不是很熟悉,但我们可以看日本印度这样“学习西方很成功”的国家,从政都是在家族中薪火相传的。西方民主制度对“社会流动性”的要求比中国人要低得 多。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富不过三代”,流动性不可谓不强。为什么如此?日本著名社 会学家福山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和日本不同,他认为日本人的文化更接近“西方”,理由是日本人和西方一样,很容易富过三代。这种弱流动性在福山看来,正 是日本文化的优势,而富不过三代,这种“社会流动性强”则是中国文化的弱势。看来蔡教授和社会学家福山都无法达到共识的。(福山认为,其中的文化原因是, 日本和西方是长子继承,所以产业可以越做越大,而中国人的继承制度是平分家产,所以自然是越做越抽抽了。)

中国人看重政治地位的“社会流动性”至少已有千年历史;中国人经济地位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和日本更显著也是一个基本事实。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现状会令继续看重“社会流动性”的中国人不满意?

蔡教授以为,强化社会流动性是一个至少不会产生太大异议的“共识”,并以为跨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性强是好社会的标志。但至少有社会学家福山不赞成这种观点。

同时蔡教授忽略了,中国至少在1000年以来,都是世界上“跨阶层的社会流动性”最显著的国家。1949年,中国“社会层次”的结构甚至全部被推倒重来,但并没有使得中国成为蔡教授眼中的好社会;1966年,中国继续破坏传统的社会层次结构,这一次“被流动”的正是包括北大教授在内的知识分子。那是一场灾难。

古希腊并非是一个可以跨阶层社会流动的社会,这种社会中有一种机制称为“民主”, 这种制度绝非以跨阶层社会流动为基础,而是以利益集团的相互制约为基础。美国早期的民主,全部由“精英”主导;印度的民主,至今和种姓制度共存;欧洲的贵 族,日本的“武士”阶层,都是民主制度的主导。非常巧合的是,从1000年前就开始打破“社会流动壁垒”并消灭了“贵族”这一社会阶层、并在1949年进 一步彻底消灭了“士绅”这一阶层的中国,即便是中国人也不认为它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好的社会结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社会共识”。社会太容易在错误的方向上达成共识。避 免社会在错误的方向上达成共识,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样化,让不同的思想自由发挥,以“争鸣”而不是“共识”作为社会的常态,这样至少不会让似是而非的“打破 社会流动壁垒”成为千年不变的“社会共识”,也不至于会发生令教授“被社会流动”为臭老九的荒唐事情。

真实的历史是,西方思想家是向中国学习跨阶层流动的。可惜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还没有弄清要向西方学习什么,一看到“社会没有共识”,就感到“可怕”,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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